跨国公司都有自己的律师团专门研究怎么把法律上的一个小缝隙钻成大窟窿，我们法律上的空子大得像门，人家堂堂正正就走过去了，手里还举着个牌子“合理避税”。

　　随着外资企业大量涌入以及国内同行的低价优势，方先生所在公司的增长率有所下滑，2001年纳税额从6000万下降到了4000万。此时，外方以“依靠国外先进管理方式促进企业快速发展、为中国创造更多税收”为由，向中方提出建立独资企业的要求。而业已晋升为公司高层的方先生则受外方老板任命，负责此事的协调工作。

 
 
　　方先生不无感叹地告诉记者，当时所谓的“协调工作”根本就没有什么难度，当地政府听说外方独资办厂可以多创造利润、多纳税，几乎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外方的全部要求，并且主动地为外方独资办厂提供了优惠条件。而中方迫于政府部门的压力，也不得不以很低的价格把股份出售给了外方，很快外方就如愿以偿地建起了独资公司，而方先生也以公司元老的身份进入了新公司。

　　但惟一没有如愿的是当地政府。外方“独资”第一年纳税3000万元，比“独资”前的合资企业少纳税1000多万元；第二年纳税2000万元，比“独资”第一年又少纳税1000万元；外方“独资”第三年纳税数额比第二年仍少了近一半。是竞争越来越激烈，还是市场越来越糟？方先生表示：近年来中国的市场形势越来越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事实上，“独资”后在规范的管理下，企业状况越来越好。据他所知，这家外资企业的产品销量在市场上的份额也一直稳步攀升，而中国区优秀的业绩也引来了母公司的注意，就在2004年底，公司董事会决定第三次追加投资。

　　既然如此，为什么这家企业账面上却持续亏损？面对记者的疑问，方先生摇了摇头。由于分工不同，他对税务申报方面的情况并不太清楚。但方先生肯定地告诉记者，由于在很多地方，引进外资的数额、以及相应的GDP增长是领导干部的主要指标，所以类似于方先生所在外企这样的跨国公司来说，往往可以打着“货币选票”的王牌，与地方政府讨价还价，得到一般国内同业难以想象的税收优惠。而除了税收减免、财政返还、低廉地价等可以摆上台面的优惠措施之外，一些地方领导为了本区域经济指标的增长，为了更快的升迁，甚至会对税务部门的查税工作进行干预，这就是很多外企敢于“越亏损越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另一方面，这些跨国公司有着极强的税务筹划力量。某国税局官员就曾透露，大多数知名跨国公司会选择普华永道等国际知名会计公司应对，他们的运作方法非常复杂，往往在国外转好几个圈，而且内部财务核算有着非常先进的软件系统，有的软件系统国内税务工作者根本就不会操作，监管极其困难。再加海关、税务等政府部门间信息封锁更造成了查税工作难度加大。方先生半开玩笑地比喻：“跨国公司都有一个律师团专门研究法律，只要有一点缝隙他们都能钻出一个窟窿。我们现在的法律上的空子几乎比门都大，他们堂堂正正的就能走出去了。”

　　分析

　　有数据表明，外企在中国平均亏损达51％－55％，年亏损金额逾1200亿元。另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结果显示，今年1—4月份，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的利润（1075亿元）下降幅度为3.5％。对此，国家税务局官员认为，亏损企业2/3属于非经营性的原因，意在避税。保守估计，我国一年流失的外资企业税收已达300亿元。

　　目前，我国已经成为全球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最多的国家，然而每年大量涌入国内的外商投资企业却普遍存在着亏损数目多、亏损额大的情况。有人将这个现象称为“外资悖论”：第一，能够将资本运作手段延伸到别国，将价值链的创造过程分解到他乡的跨国公司，其亏损率竟然高于东道国的地方企业。第二，资本是趋利的，在亏损率如此之高的情况下，仍有大量的外资涌入这些热点地区。如此令人惊讶的“外资悖论”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其中又隐藏着什么秘密？

　　青岛是我国吸引外资的重点城市，2004年上半年，青岛市规模以上外资企业共有479户亏损，亏损面仍达39.5％，占青岛市规模以上企业亏损总数的60％；亏损额为8.3亿元，占青岛市规模以上企业亏损额的68％。

　　不仅在青岛，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外资企业亏损面大的情况普遍存在。外资企业账面亏损目的就在于避税。目前外企避税主要有6大形式：购销两头在外，通过“高进低出”将利润转移到境外；虚增投入固定资产设备价值提前收回部分投资额，且虚报企业年度折旧费用，使企业迟迟未能进入获利年度；以支付专利、专有技术、商标、商誉等特许权使用费、销售佣金、回扣等形式将利润汇出境外；集团内部实行上、中、下游产品的多环节提取支付特许权使用费；以支付网络维护、广告、咨询等劳务费用转移利润；利用资本弱化，通过关联企业资金融通提供贷款支付利息或不收取利息等形式转移企业利润。

　　外资企业如此大规模的避税也反映了我国对外企监管的薄弱。曾有人估算，以我国现有的人力、物力和技术手段，现有的外资企业平均每家被审计的概率是800年一遇！虽然数字的真实性值得探讨，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国税务稽查部门在反避税方面的欠缺。